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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楚“黔中郡”及其故治地望 常德历史上最早的行政区划名称叫“黔中郡”。黔中郡是战国中叶楚威王(前339~前329年在位)时设立的。《战国策·楚策》 记载苏秦说楚威王曰:“楚地西有黔中、巫郡……地方五千里。”可见此时已设该郡。又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《辰州·辰溪县》载:“五城山,在县东南三百六十里。《武陵记》云: ‘楚威王使将军庄蹻定黔中,因山造此城’。”使庄跻“定黔中”,可见是楚威王时设立。 楚国黔中郡故治,据古籍记载就在常德市。《水经注·沅水》云:“沅水又东迳临沅县南……县治武陵郡下,本楚之黔中郡矣……高祖二年,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。”后世史志,包括今《湖南省志·地理志》等多从此说。关于 “黔中”的得名,据考,是因境内武陵山古名黔山,故名。 但是,说黔中郡故治在今常德市,是有疑惑的。 常德诸种方志皆记,常德城最初之修建是在战国晚期(公元前277年),该城时名 “张若城”。同治《武陵县志·城池》载:“张若城,在县东,秦昭王三十年,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,其时筑此城……今府城即张若城遗址。”《读史方舆纪要·常德府》载:“(今府治即)张若城。地记:秦昭王三十年,使白起伐楚,起定黔中,留其将张若守之, 若因筑城以拒楚。” 而黔中郡设于战国中叶,较张若城早半个多世纪;方志等又并未记张若城是建于黔中郡故城之上;今常德城区考古也未发现任何与楚黔中郡城有关的文物和遗迹。故而此说不能确信。 笔者认为,从今日考古部门在沅水、澧水各地发现的一系列古城遗址中,可以寻找到一点黔中郡故城的消息。 据《常德地区志·文物志》载,常德沅、澧各地共发现8处楚城遗址,澧县境内有 “古城岗城”、“城头山城”、“鸡叫城”,临澧境内有“申鸣城”、“宋玉城”,石门境内有“古城堤城”,慈利境内有“白公城”,桃源境内有 “采菱城”。 这些楚城遗址的面积,除采菱城外,最大者为申鸣城,约20万平方米;最小者为白公城,约1.5万平方米,其他均不超过10万平方米。但位于桃源沅水西岸的“采菱城”(一名“黄楚城”,距常德约20公里),其面积却十分庞大,“其城址呈长方形,南北长约830米,东西宽约600米,总面积近50万平方米”。是申鸣城面积的两倍多,而与后来的西汉武陵郡治城(索县城)遗址面积54万平方米大体相当。考古部门对该城址的上限时间判断为:“应兴于战国中期”。 因此,从该城址庞大的面积、该城址与今常德(古籍中所说的楚黔中郡)的近距离以及该城兴建的时间(与楚黔中设于战国中期合)来看,它极可能就是楚黔中郡故城。 |
二、关于汉代“武陵郡”及其郡治
常德在历史上的第二个行政区划名称叫 “武陵郡”。《水经注·沅水》云:“汉高祖二年(前205年),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。”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则云:“武陵郡,高帝五年(前202年)置。”
武陵郡究竟是在“高祖二年”还是在“高帝五年”设置?《水经注》说恐为是。因《义陵记》云:“项羽弑义帝于郴,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。”《史记》项羽弑义帝是在汉高祖二年。可见此时已有武陵郡建置。
关于“武陵”的得名。据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注“武陵郡”云:“……《传》日:‘止戈为武,高平日陵,’于是改名焉。”
“武陵”一名的涵义,从《左传》“止戈为武,高平日陵”的训释来看,是很明白的,即 “止息战争,建立和平”。故而“武陵”一名是十分古雅而意蕴深刻的。
汉高祖当时以这样的意蕴取名,这与当时此地的历史背景有关。战国末期,秦军攻占黔中郡,秦将张若在常德筑城“以拒楚”。但次年,楚国又“收东地兵,得十余万,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为郡,拒秦”,夺回了黔中郡。此后黔中一带成为秦楚相拒争战之地,战争破坏十分严重。所以,西汉之初,汉高祖将黔中更名为武陵,希望这片土地从此 “止息战争,建立和平”。
西汉时,武陵又别称“义陵”。刘禹锡《武陵书怀五十韵》序日:“常林《义陵记》云:初项籍杀义帝于郴,武陵人日:‘天下怜楚而兴,今吾王何罪乃见杀?’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。高祖闻而义之,故亦日义陵。”
武陵郡治城,西汉时设于“索县”(汉顺帝时更名为汉寿,移荆州刺史治于此),此于《汉书‘地理志》有明载。常德方志也有相应记载,并载明了其具体地望:“汉寿城,(武陵)县东北六十里,本汉索县城,武陵郡治焉。”唐刘禹锡贬常德时曾踏寻该城故址,并赋诗一首以纪之:
汉寿城春望
古荆州刺史治亭,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。
汉寿城边野草春,荒祠古墓对荆榛。
田中牧竖烧刍狗,陌上行人看石麟。
华表半空经霹雳,碑文才见满埃尘。
不知何日东瀛变,此地还成要路津。
该城遗址今可考。据《常德地区志·文物志》载:“索县汉代城位于常德市东北30公里处的断港头乡城址村……该城分大小二城,坐北朝南向,东为大城,西为小城,中间有城垣相隔。大城南北宽600米,东西长600米;小城南北600米,东西300米。两城总面积为54万平方米。现残存城垣约为粘土夯筑,城垣残高3~4米,宽12~18米。有东、西、南、北4门。城四角有嘹望台,残高7~8米。四周有护城河,宽30米左右。城东是崆咙观,观宇虽毁,但遗址尚存,汉砖汉瓦,遍地皆是。城内0.5米以下土层中有瓦砾和残砖,村民曾挖出有铭文“汉寿城”字样的古砖。70年代开挖小渠时,曾挖出古井两口。城外东南方向有汉墓群。索县(城)早在西汉初年建成”。
但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汉武陵郡治不是在索县,而是在沅水中游的义陵县(今溆浦)。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晋人所撰的《武陵先贤传》。
刘昭注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引此书云: “《先贤传》日:晋代(新任武陵)太守赵厥问 (武陵)主簿藩京曰:‘贵郡何矣名武陵?’京曰:‘鄙郡本名义陵,在辰阳县界,与夷相接,为所攻破,光武时移东出,遂得见全,先识易号。《传》曰:止戈为武,高平日陵,于是改名焉。”
唐代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《黔州》亦云: “汉改黔中为武陵郡,移理义陵,即辰州溆浦县是。”
今湖南省志编委会编写的《湖南省志.地理志》和湖南省社科院编写的《湖南通史》等皆从此说。
笔者认为,此说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班固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写于东汉初,其时对西汉的郡县建置当有十分明确的了解,它记载武陵郡治在索县,应无可怀疑;若以晋人和唐人的后起之说加以否定,是颇欠审慎的。
其实,若细究《武陵先贤传》所记藩京之言,就很有问题。第一,西晋的武陵郡建置中没有辰阳县(见《晋书·地理志》),他何以说 “鄙郡本名义陵,在辰阳县界”?如果其意是指“鄙郡(西汉时)本名义陵,在(西汉时的)辰阳县界”,那么,也有问题,因西汉时有义陵县的设置,所以他应该说“鄙郡本名义陵,在义陵县界”。第二,刘昭在引用此说时,也提出了他的一个疑问:“臣昭案:《前(汉)书》本名武陵,不知此对何出?”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明记西汉时已有“武陵郡’’之名,何以 潘京说是“光武时移(治)东出’’后才改名为 “武陵”?所以,潘京回答赵厥的原话恐非如 此,或有后人篡改和传抄之误。
笔者无意全盘否定潘京之说。笔者认为 王莽篡汉时,曾将武陵郡治迁往义陵,而史籍 对此无详明记载,故而造成后世以为西汉一 代武陵郡治皆在义陵。
《汉书‘地理志》载:“武陵”高帝置,莽曰建平(郡)。”又载:“义陵(县)。麓梁山, 序水所出,西人沅。莽曰建平县。”笔者以 为,这就实际已明白告诉人们:王莽时,将武 陵郡更名建平郡,将郡治迁往义陵县,同时将 义陵县也更名为建平县。因刘秀重建汉朝 ,不承认王莽时“更天下郡县名’’和对郡县建 置进行的调整,故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不屑于明 记其时的迁治。
又《水经注。沅水》也记日:“(序)水出义陵郡义陵县麓梁山,西北流迳义陵县,王莽之建平县也。又《太平寰宇记》引南朝地记《武陵记》:“《武陵记》云:后汉梁松自义陵移居张若城。”此二条史料也证明,王莽时武陵郡治迁在了义陵。
所以《武陵先贤传》所引潘京之说,只是表明王莽时武陵郡治在义陵(辰阳县界)的情况,并非西汉一代武陵郡治一直在义陵。
《元和郡县志》在厘定前朝古地理方面.讹错是很多的。它在《黔州》条中说西汉武陵郡治“移理”义陵。但在《辰州》条中记溆浦县时,却又没有此记载。实所谓当记不记,不当记处却记,而云武陵郡治“移理”义陵语下,又不注所据,可见其说难以足信。
所以,历史的真实应是:西汉一代,武陵郡治在索县,只在王莽时曾一度迁义陵(今溆浦)。
到东汉,据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等记载,武陵郡治又迁回到沅水下游,治于当时的临沅县,即当今常德城区。
在魏晋以后,武陵郡沿设,但辖区缩小,只辖沅水流域诸县。到陈朝,则只辖沅水下游一带。
另外,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,常德作为县级行政区划,称为“临沅县”。隋以后,则改名为“武陵县”,这一县名一直沿用到清末。
三、南朝以后常德历史名称的变化
南朝梁陈时期,常德又先后被改称“武州”、“沅州”。隋唐时期,改称“朗州”。北宋时期,改称“鼎州”。南宋时期,则改称“常德府”。以下对此过程作一考述。
南朝萧梁时,将武陵郡置为武州。《梁书》中无州郡志,这一记载见于它书。《隋书‘地理志下》:“武陵郡,梁置武州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。朗州》:“《舆地志》云:梁太清四年,湘东王承制于荆州,割武陵郡置武州。”湘东王即后来的梁元帝(552。554年在侍)萧绎,当时镇守荆州,都督荆雍湘等九州诸军事。他“割武陵郡置武州’’时,正值侯景之乱。“武州”一名,可能是以武陵之“武”字名州。
至陈朝,《陈书·世祖纪》载:“天嘉元年 (560年)三月甲子,分荆州之天门、义阳、南平、郢州之武陵四郡,置武州,其刺史督沅州,领武陵太守,治武陵。”从这一记载看,陈朝时的“武州”,其州治在武陵,下辖天门郡、义阳郡、南平郡和武陵郡四郡之地。
陈朝后期,又改武州为“沅州”。《陈书‘宣帝纪》载:“太建七年(575年),改武州为沅州。”清人臧励和《补陈疆域志》云: “太建七年,改武州为沅州……以南平、沅陵、药山、夜郎四郡(属之)……州治武陵。”故而,陈朝末年一段时间常德又曾称之为 “沅州”。
到隋朝时,文帝改沅州为“朗州”。《隋书·地理志下》载:“武陵郡,梁置武州。后改曰沅州。平陈,为朗州。”但隋炀帝于“大业初,复置武陵郡”,又将朗州改名为武陵郡。
到唐朝,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载:“隋武陵郡,武德四年(621年)平萧铣,置朗州。天宝元年(742年),改为武陵郡。乾元元年 (758年),复为朗州。”故唐代习惯称这里为 “朗州武陵郡”,或单称“朗州”。
关于朗州的得名。清嘉庆《常德府志》卷五《山川考》云:“IH志:朗水在县南八十里,自辰州府东北流注于沅水,谓之朗口。按:县南八十里无朗水之名……隋初郡改朗州,旧谓因朗水而名,未有确据。惟朗口之名,见于诸杂史,相传春夏水涨,中有一派清流如济贯河之泾渭,即朗水也。姑志之以候博考。”
北宋初年,常德仍沿隋唐之旧称“朗州”,但到北宋真宗时,更名为“鼎州”。北宋《元丰九域志》卷六《荆湖路·鼎州》载:“朗州……大中祥符五年(1012年)改鼎州,治武陵县。”
这次更名的原因,南宋《方舆胜览》卷三十《常德府》云:“国朝祥符,避圣祖讳,改鼎州。”南宋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十八《常德府》亦云:“鼎州,《国朝会要》:祥符五年,以避圣祖讳改。”宋真宗赵恒,崇信道教,尊道士赵玄朗为“圣祖”,故而避赵玄朗为“朗”字之讳,改朗州为鼎州。
鼎州的得名,据诸种史志记载,是因鼎 (口)水(即渐水)而名。《水经注.沅水》: “澹水出汉寿县西阳山,南流东折……亦曰渐水也,水所人之处,谓之鼎口。”《大清一统志。常德府》:“渐水,在(武陵)县北,源出梁山,流人龙阳县人沅水,一名澹水,一名鼎水,亦曰鼎江。”《太平寰宇记·朗州》:“鼎口,《沅州记》云:有水名鼎口,则沅澧二江最深之处,尤多鱼。按,《朗陵地图》云:武陵郡东,有水名鼎口,每望川中行舟,如树之一叶。”《大明一统志·常德府》:“鼎口水,在龙阳县东北,昔有神鼎出乎其间,宋改朗州为鼎州,以此。”《读史方舆纪要·常德府》:“大中祥符五年改曰鼎州,沅江下游曰鼎江,州因以名。”
南宋时鼎州又更名为“常德府”。关于常德府的设置和得名,它首先缘于北宋后期在鼎州设置的军事辖区“常德军”。据《舆地纪胜·常德府》载,“政和七年(1117年)鼎州置常德军节度”。又《读史方舆纪要·常德府》载:“政和七年,(鼎州)升为常德军节度。”由于“鼎州左包洞庭之险,右控五溪之要”,故而北宋政府于此设“常德军”。
“常德军”何故以“常德”二字命名。据《方舆胜览·常德府》记载,是因为《诗经·大雅》中有一篇《常武》,其诗序中有这样一句:“有常德以立武事。”唐代鸿儒孔颖达诠释此句云:“言命遣将帅,修戒兵戎,无所暴虐,民得就业,此事可常以为法。”“常德军”便从这里取名取义。若将汉代“武陵’’取名之义与此时宋代“常德”取名之义两相对应,二者实为一义也。
“常德军”是军事辖区名称,不是行政辖区名称。鼎州后来名为“常德府”,是在南宋乾道时。《宋史·地理志》:“乾道元年,(鼎州)以孝宗潜藩升(常德)府。”乾道元年即1 165年,这一年“常德”正式成为本地行政区之名称。从此,“常德”一名沿用至今。
宋“常德府”在元代改为“常德路”,明、清两朝复为“常德府”。“常德”二名作为本地行政区划名称直至今日再无变化。